洗錢防制法案件指名尚耘國際法律事務所獲緩刑成功
洗錢防制法案件指名尚耘國際法律事務所獲緩刑成功
近年來，隨著詐欺集團、虛擬貨幣交易及人頭帳戶案件大量增加，詐欺、洗錢防制法案件已成為地檢署與法院重點查緝類型。實務上，許多民眾原先僅認為自己是「借帳戶」、「代領款項」、「協助轉帳」或「幫忙換幣」，卻在檢警偵辦後，被認定涉及詐欺、洗錢防制法、加重詐欺、組織犯罪條例等重罪，甚至遭羈押禁見。
然而，詐欺、洗錢案件並非只要有金流即必然成立犯罪。法院於實務上，仍相當重視行為人主觀犯意、參與程度、是否知悉犯罪來源、是否實際獲利，以及是否具備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目的。是以，案件初期如何答辯、如何提出金流解釋、如何區分單純幫助行為與共同正犯，往往成為案件成敗關鍵。
尚耘國際法律事務所長期專辦刑事案件，對於詐欺、洗錢防制法、詐欺集團、虛擬貨幣、警示帳戶、車手案件，均具有大量辯護經驗，能依據最新法院見解與實務運作方向，協助當事人爭取不起訴、緩刑、減刑或較輕之處遇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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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詐欺、洗錢防制法條文構成要件解析
按詐欺、洗錢防制法規定，所謂洗錢行為，主要係指意圖掩飾、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、所有權或處分權，而從事移轉、變更、收受、持有、使用財產等行為。法院實務上普遍認為，詐欺、洗錢犯罪之核心，在於「掩飾不法所得來源」之目的，而非單純金流流動即可成立。
實務上常見類型包括：提供帳戶供詐欺集團收款、協助提領贓款、將現金轉換為虛擬貨幣、代為層轉帳戶、協助購買點數或虛擬資產等。尤其近年虛擬貨幣交易日漸普及，檢警亦常以「USDT」、「幣商交易」、「冷錢包轉移」等方式認定涉犯詐欺、洗錢防制法。
然而，法院亦多次指出，詐欺、洗錢罪之成立，並非僅憑客觀金流即可認定，仍須證明被告主觀上知悉財產來源與犯罪有關，並具有掩飾、隱匿之意思。例如，有些案件中，被告僅單純出租帳戶，或受朋友請託協助轉帳，但並不知悉該筆款項為詐欺所得，法院即可能認為欠缺詐欺、洗錢故意，而不成立詐欺、洗錢罪。
此外，近年實務亦相當重視「犯罪所得」之認定範圍。最高法院大法庭見解即曾指出，並非所有流經帳戶金額均屬被告犯罪所得，仍須區分實際掌控範圍、獲利金額及是否具實質處分權限。此部分往往涉及刑度輕重與沒收範圍，對案件結果影響極大。
因此，詐欺、洗錢案件之辯護，絕非僅止於否認犯行，而須進一步從主觀犯意、金流結構、角色分工、犯罪所得計算及實際參與程度等面向綜合爭執，始能有效保障當事人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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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詐欺、洗錢防制法保護法益
詐欺、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，主要在於防止犯罪所得透過金融交易、帳戶轉移或虛擬資產操作後，遭掩飾來源，使國家難以追查犯罪資金流向。故法院普遍認為，詐欺、洗錢防制法所保護之法益，並非單純個人財產，而係國家金融秩序、金流透明制度及司法追訴功能。
實務上，詐欺集團之所以大量利用人頭帳戶、虛擬貨幣及層轉金流，其目的即在於切斷犯罪所得與真正犯罪者之間的連結，使檢警難以追查幕後集團成員。因此，詐欺、洗錢行為之危害性，不僅在於金額大小，更在於其對整體司法查緝系統造成之障礙。
法院於許多判決中亦指出，詐欺、洗錢行為往往伴隨詐欺、毒品、組織犯罪等重大犯罪，若任由犯罪所得透過金融系統流通，將造成犯罪持續擴張。因此，詐欺、洗錢防制法之立法政策，具有高度公共利益性與國際合作性。
然而，法院同時也強調，詐欺、洗錢罪之成立仍應嚴格認定，不能因社會對詐欺案件反感，即過度擴張解釋。例如，部分案件中，被告僅短暫持有款項，並未參與隱匿、轉移或層轉安排，亦無證據證明知悉犯罪來源，法院即可能認為尚難認定具詐欺、洗錢故意。
此外，近年實務對於虛擬貨幣案件亦逐漸區分「合法幣商交易」與「掩飾犯罪所得」間之界線。若行為人本身即從事合法幣商業務，且交易對象、交易模式均與過往慣例一致，未必當然成立詐欺、洗錢犯罪。此部分亦成為近年法院實務重要辯點之一。
是以，詐欺、洗錢防制法雖然目的在於維護金融秩序與司法追訴功能，但法院仍須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民權利間取得平衡，不得僅因客觀金流異常，即推定人民具有詐欺、洗錢犯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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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詐欺、洗錢防制法實務上通常判刑刑度
詐欺、洗錢防制法案件之刑度，實務上差異極大，往往取決於行為人角色、參與程度、犯罪所得金額、是否為初犯、是否坦承犯行，以及是否繳回犯罪所得等因素。
若屬單純提供帳戶、協助提領、短期擔任車手等基層角色，且犯罪所得有限、無前科、犯後態度良好者，法院實務上仍有相當比例案件可爭取六個月至一年多不等之刑度，並搭配緩刑宣告。尤其若於偵查階段即坦承犯行、配合調查、主動繳回報酬，法院通常會認為具有悔意，而予以從輕量刑。
相對地，若屬核心成員、負責統籌金流、管理人頭帳戶、指揮車手、處理虛擬貨幣層轉或掌控龐大犯罪所得者，法院則可能認定其對犯罪組織貢獻重大，而量處較重刑度，甚至與加重詐欺、組織犯罪條例數罪併罰後，面臨多年重刑。
近年法院對於「車手」案件亦逐漸出現量刑分流趨勢。部分判決認為，基層車手雖有助長詐欺犯罪，但其通常受上手控制、所得有限、替代性高，與真正主導犯罪者仍有明顯差異，因此在量刑上不宜完全等同核心成員。
此外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，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，並繳回犯罪所得者，法院得減輕其刑。實務上，此條文已成為許多詐欺、洗錢及詐欺案件爭取減刑的重要依據。
因此，詐欺、洗錢案件一旦遭到偵辦，如何於第一時間進行正確答辯、是否主動處理犯罪所得、是否選擇認罪協商或爭執犯意，均可能直接影響最終刑度結果。許多案件若於初期處理不當，後續即可能面臨羈押、重判甚至無法獲得緩刑之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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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詐欺、洗錢防制法辯護重點
詐欺、洗錢防制法案件之辯護核心，首重主觀犯意之爭執。法院實務上雖重視客觀金流，但仍必須證明被告明知款項與犯罪有關，並具有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之意思。若僅係單純受指示轉帳、提領或交付款項，而對犯罪來源欠缺認識，即可能影響詐欺、洗錢罪成立。
其次，案件中「角色定位」亦極為重要。實務上常見檢察官將所有參與者一律認定為共同正犯，但實際上，基層車手、短期代領人員與核心主導者間，無論犯罪所得、決策能力或參與程度，均存在巨大差異。辯護上應具體區分實際工作內容、報酬金額及指揮監督關係，以避免遭過度評價。
第三，犯罪所得範圍亦為重要爭點。法院實務已多次指出，並非所有流經帳戶款項均屬被告犯罪所得，仍應限於被告實際取得、掌控或享有處分權限部分。若檢方逕以全部金流認定犯罪所得，辯護上仍有相當爭執空間。
此外，是否主動繳回犯罪所得、是否於偵查中坦承部分犯行、是否具有穩定工作及家庭支持，也都會影響法院量刑態度。許多案件中，即便客觀犯行成立，但透過積極賠償、繳回報酬、提出悔悟及再犯風險低之證據，仍成功爭取緩刑結果。
近年虛擬貨幣案件增加後，辯護重點亦延伸至幣商合法性、交易習慣、KYC程序及過往交易紀錄等面向。若能證明交易本身符合一般商業模式，且被告對上游詐欺並無認識，往往能有效降低法院對主觀犯意之認定。
因此，詐欺、洗錢案件之辯護，絕非單純否認即可，而須結合金流分析、角色區分、犯罪所得計算及量刑策略整體規劃，始有機會爭取最佳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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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尚耘成功案例
尚耘國際法律事務所案例分享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223號
本件由尚耘國際法律事務所代理。當事人係詐欺集團中擔任「車手」角色，依Telegram群組上手指示，負責收取贓款並交付配合幣商，將現金轉換為虛擬貨幣，以規避查緝。
辯護人主張，當事人僅受僱擔任短期取款及交付任務，實際報酬僅數千元，並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。另於偵查階段主動繳回犯罪所得並坦承犯行，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。
法院採納尚耘國際法律事務所辯護意見，認為行為人僅為基層車手，所得有限，已繳回全部報酬且表現悔悟，遂裁量宣告有期徒刑六月，緩刑四年，成功爭取緩刑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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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聯絡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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